一切黑客伦理,都能在 50 年代末的 MIT 找到。


时间:2008 年 7 月 19 日

地点:纽约,「The Last Hope」会场

主办方:《2600:黑客季刊》

(听众掌声)谢谢。黑客们,你们好。我很高兴在人们自豪地称自己为黑客的聚会上发表演讲。

「黑客」这个词在过去 25 年里非常流行,对我的意义也非常重大。所以今天我想谈谈「黑客」一词对我的意义。我还想做一件我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就是讲讲《黑客》(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这本书的写作历程。

希望在座有人知道这本书。我写了本叫《黑客》的书。这本书并不是安吉莉娜·朱莉主演的电影《黑客》的来源。因此我没能从中分账,但这带动了我的名气。

我想分享一下我是怎么写这本书的,「黑客」这个词从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并看看我当年哪里说对了,哪里说错了。

我为什么会写这本改变了我人生的书呢?而且听说这本书甚至改变了部分读者的人生。

2010 年,《黑客》发行了25 周年纪念版

2010 年,《黑客》发行了25 周年纪念版

这要从很久以前说起。我不打算掩饰我的年龄,大约是在里根宣誓就职的时候,当时我是名自由职业作家。我什么都写,英文系毕业的大抵如此。我写体育、写音乐、写凶杀案……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鲍勃·马利(Bob Marley)和 Dr.Dre 这些乐坛明星我都采访过。允许我跑下题,因为我至今都无法相信我采访过鲍勃·马利,这太不可思议。

信不信由你,我当时在给《费城问询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的周日杂志撰写一篇关于雷鬼乐的文章,希望把雷鬼乐介绍给费城郊区淳朴的人们。我当时住在费城的德国城,在我常去的「食品合作社」里有个人,坚称自己认识鲍勃·马利:「我认识他!我认识他!我可以给你安排采访,没问题的!」那敢情好啊。有天他突然说:「鲍勃现在在特拉华州威明顿他妈妈的家里,他要和你见面。」

我就开着我的大众汽车前往那里,结果鲍勃·马利就真的坐在那里。

采访时问问题一般要有条有理,但有时最笨的问题却能问出最好的答案。如果你能甘心自己显得笨,做采访时就会很有收获。所以我问鲍勃·马利:「您能否为本刊读者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雷鬼?」

他没有嗤之以鼻,而是安静地坐在他母亲家的客厅里,光着膀子,周围一片黑暗:「你知道飓风来临前的寂静吗?那就是雷鬼。」说得多好。


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写作任务,要我去采访一个叫「黑客」的人群。那时大概是 1981 年,此前我从未碰过计算机,对此所知甚少。当时,作家圈子里的一个争议就是作家是否该用电子打字机创作,这种敲一行存一行的机器。很多人认为:「嘿,伙计,谁会把这么丑的玩意儿放桌上啊,看起来多古怪。」我觉得这任务有点意思,就着手了解这个主题。当时「黑客」的资料很少,找到的资料里也大多把「黑客」定义成「反社会的书呆子,多沉迷电脑,可能会有些危险,但基本只是好奇心很强」。我心想,行啊,我就写他们。

(听众笑)你们是以此而骄傲还是怎样?请告诉我,这样我等下就不会很尴尬地和你们坐在一起了。

搜寻有关黑客的材料期间,我找到了《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上的一篇封面报道,叫做「黑客集」(The Hacker Papers),还有一张图片,上面有些样貌奇怪的人。这实际上是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编辑的相关研究。其实我最近还见过他,他在研究「恶魔心理学」。而当年,他在斯坦福研究黑客。他在那个集子里写道:

对电脑的陶醉终演变为一种沉迷,与社会上其他的沉迷类似,随之遭受破坏的是人际关系。

这段文字在书里也有提到。在书中我还找了几篇关于黑客的文章,其中一位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他因创作人工智能程序 ELIZA 而出名。输入一些东西,ELIZA 就会回应你的问题,就像你在与心理医生说话一样。

他也写了本书叫《计算机能力和人类的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其中有篇文章在 MIT 可谓臭名昭著。话说得并不太好听,我给大家念念:

聪明的年轻人有着一双沉浸在电脑里的眼睛。他们坐在电脑面前,安抚他们结实的手臂,随时愿意动动他们的手指敲击键盘吸引我们的注意,就像平静的赌徒全神贯注地看着色子一样。他们坐在铺满电脑打印件的桌前。他们一工作就二三十个小时。如果有人负责安排给他们带咖啡、可乐、三明治,他们会睡在文件附近的床上。他们的衣服没洗,胡子没刮,证明他们在全身心投入。这些人是「电脑游民」,有强迫症的程序员。

这笔法简直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不?很传神地描绘出这群人颓废的神态。如果安吉莉娜·朱莉读到了这个,她可能不会去演黑客,她会收养一个。(观众笑)


我去了斯坦福,因为那是《今日心理学》提及的地方。但出发之前,我联系了一位做科技报道的前同事,向他打听在斯坦福有什么采访资源。结果他给我列了一份当时蓬勃发展的个人计算机界的重要人物名单,还有一些从事计算机相关事务的有趣的人。我上了前往加州的飞机,在此之前,我只去过那里一次。那是一次公路旅游,跟计算机一点关系也没有。

四小时后,我下了飞机,就和创办「西海岸计算机展览会 (West Coast Computer Faire)的吉姆·沃伦(Jim Warren)泡澡对谈。他房子里住了一堆人为他编辑杂志,讲如何用无线电单边带发送数据。我开始认识到,计算机将赋予人力量。我们都很激动,这也给我整趟旅程定下了基调。

西海岸计算机展览会海报

西海岸计算机展览会海报

我去了斯坦福与其他人交谈,他们中有个人计算机界人士、企业家、工程师和正做着其他有趣事情的人。我被所发现的东西彻底震惊了,这些人并不是「反社会的书呆子」。实际上他们的头脑和想法惊为天人,他们的想法很有意思,而且他们都致力于某件事上。在与他们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做着的事情将会是我们所有人以后都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个将来并不遥远。

看到这个情况,我十分激动,我想继续写更多这个主题的文字。回家之后,我还跟后来成为我的老婆的女朋友说,我们必须接触这些东西,我们买来了两台 Apple II。当时,两台 Apple II 加上我们共用的一台打印机一共花了我们 9 500 美元,但物有所值。我开始写作,这过程很有趣,那时候技术爱好者并不多。我们买了计算机一年之后,当时一本有名的计算机杂志登了一篇讲女性与计算机技术的报道。里面有整整一页印了我老婆的照片。这并不是因为她技术高超,她也不懂编程什么的,只是因为她在用计算机——「哇!女人在用计算机!」这就好比现在有人写篇文章讲女性与铅笔,是吧?


大概在那个时候,有家出版社问我是否有兴趣写本有关黑客的书。

我心想,嘿,这想法好。我心里早已酝酿要写本书了。我原本有个计划是写本夜店歌手的书,但好像没人想读,所以我想,那不如写黑客吧。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有点胆怯,我该如何完成它呢?这比我之前写过的东西都长。也许写一章这一类的黑客,再写另一章别的类型的黑客,一章一章地写,最后整理起来就成了本书叫《黑客》。但是我的编辑詹姆斯·瑞姆斯(James Raimes)很棒。他对我说,听好了,想法要大,志趣要高。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大家都知道,他创办了 Foo Camp,他出版了很多技术书籍。他就曾说,人的目标应该永远都宏大而无畏。当然,当时我并不认识奥莱利,但我的编辑跟我说的精华就是那样,我决定自己试试看。

于是我决定不再一章章地堆砌,我要以叙述的口吻娓娓道来,写出史诗的感觉,讲述这些叛逆的人如何改变世界。

这就是《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一书的缘起。我便这样签了合同,开启了这本书的创作。一开始我构思这本书会讲两件事。

第一件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1975 年 3 月,在听到第一台个人计算机 Altair 的消息后,一群人聚集在一起。Altair 是史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当然,它其实是一套硬件包,需要由你自己组装。

他们组成小组,在车库聚会。很多鼎鼎大名的电脑公司,包括苹果,都是在这里起步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当年便来到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组装 Apple I 给朋友看,以此来炫耀。在俱乐部里,他认识了史蒂夫·乔布斯。他们一起制造出了 Apple II。这是一段历史。很多有趣的事情都发生在那个俱乐部里。我认识到,这群硬件黑客在 70 年代掀起了个人计算机的革命。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第一期通讯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第一期通讯

同时我也想写当时 80 年代的事。当时我跟游戏黑客们混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多与加州的「雪乐山在线」(Sierra On-Line)的人交流。这家游戏公司准许我进出他们的公司,和这些精通个人计算机的人打交道。这一切挺有意思,因为钱开始进入这个领域。

我以为我的书就写这两件事就好了。但随着访谈的深入,我意识到,还有第三件事要写,一件比另两件事发生得更早的事。因为似乎一切事件都指向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在 MIT 发生的一些事,似乎黑客文化正是在 MIT 兴起。因此我需要给我的书加入另一部分,而且是作为第一章,我把那一章命名为「真正的黑客」。我决定在那一章写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的 MIT。这一章结果成为我最喜欢的部分,至今仍能打动我自己。与这些人交谈很带劲,之前从未有记者如此接近他们,并报道他们的故事。


当然,在那之前我也遇到过许多有趣的人。譬如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他很友好,也很配合我的采访。他真正地与我分享了一名黑客脑子里想的事情。写《黑客》期间,我并没有采访乔布斯

书写完时,麦金塔电脑即将面世。此时我需要为《滚石》杂志写篇关于它的报道。在麦金塔面世前的几个月,我请求苹果公司允许我进入公司内部。之后我便第一次见到乔布斯。这也是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那天我又被震惊了,就跟我第一次搜索黑客的资料时一样。我看到了很多天才和电脑。那天我会面的人至今还是我的朋友。而那天我见到的电脑品牌,直到今天仍是我的首选。那天结束时,我的计划是去和乔布斯吃晚饭,我听了很多关于他的传闻,我好奇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们约在大堂见。他开始长篇大论讲《滚石》杂志:「在飞机上,我读了一期《滚石》的封面文章,写得实在太烂了。」然后他开始用各种肢体语言和比喻来描述这篇文章是有多垃圾。

而我则在一旁心想,他什么时候才能停一停,让我告诉他那是我写的文章?最后我还是告诉他了,他便转了话题,然后与我做了一次很棒的访谈。乔布斯不算黑客,他的心态更偏向于艺术家。没有哪个黑客会偏执于不断地减少设备上按键的个数,而这恰是乔布斯的目标。iPhone 上就一个按键,而以后终将一个也没有,有点像是用意念直接发邮件。不过一个追求只有一个按键的黑客也很帅。因此乔布斯也应当属于我们讨论的范畴。

在调研黑客时,我还采访过比尔·盖茨 。那时大概是 1983 年,那个时候他怎么看都像只有 12 岁。我觉得比尔·盖茨真的是名黑客,他很有黑客的范儿。即使在创立微软的多年后,他看软件项目时依然会非常苛刻,他会喊道:「这东西我一个周末就能写出来了,你要什么时候才能给我?!」问题在于,他的确能一个周末就写出来。他写代码的能力确实很强。尽管他已经多年不编程了,但直到今天每当谈到技术,他仍会来劲,他可能会对你嚷嚷「蠢不可及」!「That’s the stupidest f***ing idea I’ve ever heard」,这是他表达极端情绪的惯用口语。

有一次我们俩谈到微软遭反垄断的问题,那时是微软风雨交加的日子。他拿起铅笔就向我扔来。他当时愤怒至极。之后他没再说「蠢不可及」了。因为他再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笑了。

我去 MIT 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早期的黑客,也就是真正的黑客先锋们,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与其他类型的黑客并无差异。

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我想我在 MIT 发现了计算机文化的「东非大裂谷」。我敢说,我们这会场里的文化,若不是因为 MIT,通通都不会发生。具体而言,我们的文化起源于 MIT 的 20 号楼。这栋楼建于二战时期,原计划只是临时建筑,但直到 1998 年才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弗兰克·盖里设计的非常复杂的大楼,现在新楼到处爆出问题,不知道寿命还有没有 20 号楼长。

如果你回到 50 年代末,在 20 号大楼可以看到核反应器,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你还会见到整个都是铁路规划模型的房间,你会觉得很奇怪,这是麻省理工学院「技术铁道模型俱乐部」(Tech Model Railroad Club),人们称之为 TMRC。

技术铁道模型俱乐部

技术铁道模型俱乐部

俱乐部里复杂的铁路模型上有绘制的山,有火车指挥员,甚至还给他画了小胡子。小火车在上面开着,画得非常精致。这些是上层结构,底层结构更为错综复杂,各种奇怪的东西。这叫做「系统」。在俱乐部的「信号和动力小组」工作的人负责信号和操作,他们可以称得上第一代黑客。他们操作那些东西就像处理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实际上,人们也是他们在那个系统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到「黑客 (hacker)一词。据我发现,这是人们第一次用那个词描述那种行为。现在在 MIT,他们用「hack」这个词来形容恶作剧。例如:在校园里的大圆顶插上反光的铝薄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hack」。我想这是形容一种坚持不懈或者聪明的做事方法。他们是这么用这个词的。我当年还找到了 TMRC 的通讯,他们创作了专门赞美黑客的歌曲。我来读读彼得·萨姆森(Peter Samson)写的一首诗,他是早期俱乐部的关键人物,写了这首有惠特曼之风的诗:

我们是聪明的投球手,
我们是引信测试员。
我们是开路先锋,
我们研究的是铁路和系统中先进的断路器。
我们研究的系统非常复杂,
趁你刚刚入学,
趁你还是俱乐部的一员,
趁你还没有退学,
尽情地施展吧。
我们是开路先锋,
我们研究的是铁路和系统中先进的断路器。


1959 年的春天,这群操作模型板下虚拟计算机的人用到了一台真正的计算机。MIT 从国防部弄来了台 TX–0 交互式计算机,放在俱乐部旁边的大楼里。大家以前都没有编写过系统软件,可现在却要用这台机器了。他们此前唯一一次接触计算机的经历,是由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开设的 MIT 的第一门计算机课。那时大家上课上得很沮丧,因为上课用的计算机还是穿孔卡片型的,为了得到一个输出得等上好几天。但现在来的这台则是交互式的。于是大家非常疯狂,编写了所有的系统软件,还编写了一些当时没人觉得是计算机能做的事的软件,压根没有人想过的事情。有人编了一个程序叫「昂贵的打字机」,这就是第一个文字处理程序。还有人编了个像电子表格的数学程序,他要用这个程序做作业。结果老师给了零分:「你不可以在计算机上做这个,我不赞成。」

除此之外,他们分享自己在 TX–0 上的一切劳动成果,他们认为,每一行代码都应公开 。他们不谈「知识产权」,不谈「专有信息」。这是因为,他们是那样地急于找出实现方法,以至于觉得如果挡着别人不许别人来做的话,会是极之残忍的。

因此,他们把代码写在纸条上,把纸条放进计算机旁的抽屉中。任何人都可以拿出纸条看,改进代码,然后再放回去。没有「程序归谁所有」之说,那是连提也没提的荒唐之谈。

我得知这些以后,我认识到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和其他黑客身上,也有同样的冲动。我尝试将这个发现总结起来。我称其为黑客伦理,包括几个方面:其中一条叫做「实操至上」,黑客是很急于实际操作的。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会竭力要解决掉问题。就算有块牌子写着「切勿触碰」也不要紧,解决问题才是关键。这便是「实操至上」。除此之外还有「你可以用计算机来创造艺术和美」以及「计算机会让你的生活更美好」。现在大家都认可这样的说法,但是当时的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计算机就是与人无关的,更别说能创造艺术与美,或者提高生活品质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可讨厌计算机了,因为大家认为计算机会把人变成数字。不过黑客们的想法就不一样。

对我而言,黑客伦理中最重要的一句箴言是「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我并不是说不应该对信息收费,因为当时计算机或者软件都还没有被看作商品。就像我刚刚讲的共享程序。后来美国 DEC 公司在 TX–0 所在的房间放了他们的新计算机 PDP–1。MIT 的学生用纸条共享的方式合作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款电子游戏《太空大战》(Spacewar!)。我所谓的免费是这个意思。

第一款电子游戏《太空大战》和计算机 PDP-1

第一款电子游戏《太空大战》和计算机 PDP-1

所以黑客伦理里面还有一条「不信任权威,提倡去中心化」。因为官僚机制会让你得不到你想要的信息。他们总是会把信息藏起来不让其他人发现。这就是为什么黑客痛恨权威,因为权威让他们得不到想要的信息。

我觉得我这本书最大的贡献就是总结出了黑客伦理,而这一切都能够在 MIT 的文化中找到。


刚才我在楼下看到了一大群专门解锁的黑客,我觉得解锁黑客就是从 MIT 诞生的。黑客很讨厌给电脑上虚拟的锁,他们也很讨厌真实的锁。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可以从任何地方得到信息,所以就出现了一场持久战。管理员总想把东西锁起来,黑客们总想把锁打开。一位叫做大卫·西尔弗(David Silver)的黑客大致地给我解释了一下。这是我要读的最后一段了,写得非常好。

大卫说:「这是一场非常高智商的战争,管理员拥有安全级别很高的锁,还会把钥匙保管在地下室里,还有签出卡,在把所有东西锁起来之后,他们觉得很有安全感。因为他们可以掌控一切,防止信息流向不该去的地方,防止信息被窃取。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那里的人却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利获取任何东西,这些黑客有非常多钥匙,能够让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做这些事情的人很有道德,也很诚实。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这种能力用于偷窃或伤害别人,而是把它看作游戏。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很有必要,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或者纯粹觉得好玩。最激动人心的是,如果你跟对了队伍,你可以知道任何一个保险箱的密码。你可以获得任何想要的东西。」

他所说的都是真的,有一段时间,管理人员非常沮丧,他们拥有一个安全级别为二的保险箱。这种保险箱足以用来保管政府重要文件。然后他们就觉得,应该安全了,结果在几英里外的一个垃圾场,黑客们发现了其中一个保险箱,然后就带上手电筒去研究这个保险箱如何使用,想尽办法要将它打开。当然他们还带上了锁匠。我想楼下那群黑客也有锁匠,他们有配钥匙的执照。不过有的锁安全级别太高,就算是有执照的锁匠也没办法配。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去机械车间里自己配一把。

上世纪 60 年代负责在 AI 实验室看管这些信息的倒霉鬼是一个叫做拉塞尔·诺夫斯科(Russell Noftsker)的人。我真的很同情他。因为他自己就是个黑客。和很多黑客一样,他也有炸东西的爱好。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在我这些年和那么多黑客聊天的情况看来,黑客真的很喜欢炸东西。

这个诺夫斯科最开始在一家制造炸药的公司工作过,他还特地要求用导爆索来抵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导爆索是炸东西时要用的。那是一个冬天,他住在波士顿,他想着可以把炸药放在人行道上,然后把雪炸没,但被他老婆得知这个主意后,他还是不得不自己铲雪。

总之,他非常努力想要阻止那些黑客,到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他和黑客们达成了协议。

他说:「好吧,我也不再设什么路障了,只要你们答应不要再来撬锁。」大家一起假装这些信息被保管得很好。这可比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提出「隐私是黄粱美梦」(You have zero privacy anyway. Get over it.)要早好多年。这诞生在 MIT。达成协议之后,效果相当好。


我写《黑客》时采访的最后一批人,出现在书的后记里。当中有一人,我很肯定我是第一个采访他的记者。他叫理查德·斯托曼 (Richard Stallman)。他当时的样子,虽说我也和当时看起来不太一样了,不过他当时真的和现在很不一样。

在我采访他之前的很多年,他应该都没有见过阳光,他在 MIT 的 AI 实验室有点离群。当时,实验室正在分崩离析——我书里也有提到,有一些公司开始和其他公司竞争,其中拉塞尔·诺夫斯科开的公司,斯托曼觉得特别邪恶,因为它想一家独大。想到 AI 实验室被知识产权以及盈利性软件毁了,斯托曼的心都碎了。

还有密码,他非常讨厌密码。甚至在 AI 实验室发起了一个运动——用一个回车键来代替所有密码。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给予了响应。就像骄傲地说,我们才不用你们那些臭密码呢,然后就用回车键来代替密码。

他形容自己就像《伊师,最后的亚希族人》(Ishi, The Last Yahi)里面的那个加州土著。他是族群中最后的幸存者,而斯托曼认为自己和他一样。

最后一个章节就是写他,叫做「最后一名真正的黑客」。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多年以后斯托曼依然是一名真正的黑客。不过值得高兴的是,无论是我还是你们都知道斯托曼不会是最后一名真黑客。

有意思的是,在写完《黑客》之后,我有一种悲观论调,觉得商业和贪婪会腐蚀黑客伦理,我为此非常担忧。结果事实证明,黑客精神不仅仅渗透到方方面面,每一台计算机里面都有黑客精神。设计互联网的人也是真正的黑客,他们渗透了整个互联网,将黑客精神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我觉得黑客最初的含义正在回归,我真的觉得我们在这个数字时代还有整个变革中得到的一切,以及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一切都是来自于黑客。我们欠黑客太多。

后来我在我的 Apple II 上把书上交了。真是时代不一样,当时书里有些章节太长了,一个软盘都放不下。我还得分几次放。而且我的出版商还不肯接受一本电子版的书。「什么玩意?」连用点阵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也不行,他们要求我要让书看起来像打字机打出来的。所以我租了一台菊轮打印机,一次只能打一行。当时一秒还只能打 13 个字母。书最终在 1984 年底出版。就是这个版本,当时没有印很多,都卖出去了。但是出版商说挺好的,就这样吧。当时还不知道平装本也会这么受欢迎,我非常开心,之后这本书多次再版,反馈都很好。今天我在外面遇见了 Matt Blaze。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告诉我,在他就职的宾西法尼亚大学有人请他挑一本对他自己影响最大的书,他选了《黑客》。谢谢你,Matt,这对我而言意义重大。


在我完成这本书之后,我本希望人们在使用「黑客」一词时会和我一样,传递积极正面、具有冒险精神的那一层意思,用来描述以自由和解放为目标的人群。但是很快,这个词被贬低了,「黑客」被等同于所有入侵计算机的人,也不管他们是否有精湛的计算机技术。

就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编辑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y)觉得,如果能开个大会让大家聚一聚,应该不错,让几代黑客齐聚一堂。那一次的聚会非常棒,被称为第一届「黑客大会」(The Hackers Conference)。现在依然还在由其他人负责组织举办。

在之后的黑客大会上,很多人都在讨论「黑客」这个词到底应该怎么用。有的人只是会拿脚本来用而已,没有任何黑客的专业技术,却还是被其他人称为黑客。真正的黑客对此尤其不满,MIT 有些人听到这个词被这么滥用,简直痛心疾首。

不过我得说,我自己并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因为语言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就像一条河,你如何能叫河流按你的意思去流呢。

我也觉得这个词被滥用是非常遗憾的。有的人根本纯粹只是个罪犯,没有任何技术上的专业知识,也被称为黑客。然后我就会想,这些家伙才不是黑客,肯定不是我书里写的这种黑客。

那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我还是被现状所鼓舞了。这个词正面积极的那一层意思正在回归。譬如「破解」(hack)大脑, Make 杂志推动的创客运动,还有今天这样的聚会。

这些都让我觉得,这个词的确在渐渐脱离负面,很多用法都在回归原本的含义,这真的很棒。能够见证这一演化很棒,而更让我开心的是,这一场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你们来到这里,读我的书,听我的演讲……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勇往直前,继续做一名黑客吧!非常感谢!

译者:陈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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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海岸计算机展会

    对于硬件黑客来说,第一届计算机展览会是一次足以和 20 世纪 60 年代和平反战运动中的 Woodstock 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从一个展位到另一个展位,不放过每一种突破性的硬件产品和令人耳目一新的软件。

    「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小型计算机即将重塑我们的社会,这一点我想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对于泰德·尼尔森个人,这场战斗已经大获全胜——黑客已经战胜垄断者。「IBM 马上就会乱作一团。」尼尔森大吼道。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是一个真正美丽的世界。(《黑客》第12章「天才沃兹」)

  2.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沃兹尼亚克的衣着打扮通常和乞丐无异——头发随随便便地披散在肩上;留胡子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增强其面部特征,倒不如说是要省去费时费力刮脸的麻烦。至于着装——牛仔裤,运动衫——总是一成不变,也总是显得不太合身。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一直梦寐以求的就是有朝一日给他自己设计一台计算机。他的目标是制作一台计算机以激励更多人来研究计算机——这就是所谓「一种用来制作更多工具的工具」(Tool to Make Tools)的理念,他要从一个系统衍生出更多的系统。(《黑客》第12章「天才沃兹」)

  3. 史蒂夫·乔布斯

    乔布斯当年才 22 岁,比沃兹尼亚克小两岁,且不太注重个人形象。他留着「菲德尔·卡斯特罗式的胡子」,常常赤着双脚。他有着典型的加州人的爱好——东方哲学思想和素食习惯。乔布斯伶牙俐齿,巧舌如簧,做起推销来更是不知疲倦。

    作为一名工程师,乔布斯在技术方面的能力并不出众,但他擅长筹划,他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远见卓识远远超过了普通黑客在这方面的想象力。(《黑客》第12章「天才沃兹」)

  4. 比尔·盖茨

    黑客们冒失地把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的程序成批复制出来并免费分发,这种做法似乎还算不上彻底的乌托邦式的行为,也许称为偷窃更为恰当……当年才刚满 19 岁的盖茨写了一封信:「怎么会这样?大家心里一定十分清楚,你们中很多人的软件是盗窃所得。硬件必须花钱购买,但软件就是可以和别人共享的东西。谁会关心编软件的人是否获得了报酬?」「谁能不计报酬地从事专业性工作呢?哪个纯粹的『爱好者』会花费三个人一年的工作量或一个人三年的工作量心无旁骛地编程、调试、录入和发布?我们也要吃饭呐。」

    盖茨本人收到了三四百封来信,其中只有五六封信主动支付了他所要求的拥有盗版 BASIC 的人应当支付的钱,其他大部分来信则对他的观点嗤之以鼻。(《黑客》第11章「Tiny Basic」)

  5. 黑客

    a. 如果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或正在构建的产品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某个建设性目标,而且只要是参与进来就会有莫大的乐趣,那么这个项目就叫做一个「hack」。

    b. 一项技艺要想称得上「hack」,它必须有创新、有风格、有技术含量。

    c. 「信号与动力」小组中效率最高的人骄傲地称他们自己是「hacker」(《黑客》第1章「技术模型铁道俱乐部」)

  6. 每一行代码都应公开

    他们很愿意将记载着程序的纸带放入抽屉,这样任何使用这台机器的人都可以获取程序、尝试改进它、压缩其中的若干条指令或添加一些功能……至于版税,软件难道不更像是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吗?它本身不就是奖励吗?黑客的观点是让计算机更为实用,让用户更高兴地使用它,让计算机的趣味性吸引人们使用它、研究它并最终破解它的奥秘。如果你编写出了一个优秀的程序,那么你就是在建立一个社区,而不是研究出一个产品。

    不管怎样,人们不应该为软件付费——信息应该是完全免费的!(《黑客》第3章「太空大战」)

  7. 理查德·斯托曼

    理查德·斯托曼说话的速度很快,音调很高,毫不掩饰自己激动的情绪,他正谈论的话题,用他的话来讲,是「AI 实验室的掠夺」。他今年 30 岁。脸色苍白,凌乱的黑发与炯炯有神的深绿色眼睛形成鲜明的对比。当谈到黑客道德的衰退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如果我告诉人们,不用在电脑中设置安全功能,没有人会一直删除你的文件,老板不会阻止你做的事情,至少我可以指着AI实验室说:『看,我们就是这样的。欢迎使用我们的电脑!看吧!』但是,我已经没法这样说了。没有了这个示例,没有人会相信我。」

    他说:「我就是垂死的黑客文化的唯一幸存者,我并不真正属于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也应该死去。」(《黑客》第四部分「最后一名真正的黑客」)

曾任《连线》高级作者和《新闻周刊》科技新闻主笔。2014 年加入 Medium 担任科技内容主编。他是七本科技图书的作者,最近一本是 In The Plex。他写的《黑客》被评为「过去二十年最佳科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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