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然后又会重新开始」


「从某方面来说,这一点很有趣。」比尔·盖茨坐在他办公室的扶手椅上边休息边说 ,「那时我还年轻,行业里也都是年轻人。当时正值微处理器革命,我们没有一个年纪大的,清一色都是年轻人。可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老了,这让人觉得多少有些不太习惯。」大约 30 年前,我曾采访过还是毛头小子的盖茨。如今,这位微软联合创始人和我都已是年过半百的糟老头,我们再次聚首,继续 30 年前的那次访谈。这回,我的目的是回溯那场欣欣向荣的计算机革命,发掘在我看来这场革命中最炙手可热的核心角色——他们患有重度强迫症,聪明绝顶,创意无限,他们的名字叫「黑客」。想当年,盖茨刚刚把他的 DOS 操作系统成功卖给了 IBM。他的名字还未家喻户晓,甚至大家还不知道「Word」是什么。随后的几十年里,我多次采访盖茨,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话是有特殊意义的。我当时就认定他对计算机的热情会创造历史性的成就,盖茨却觉得我对他的「高看」既新奇又有趣。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记录下的是一场即将影响每个人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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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在 1984 年末出版。我用 450 页、分三部分讲述了黑客们的故事。这群才华横溢的编程高手,在计算机有限的编码范围内发掘出了无限的可能性,他们正是这场席卷而来的数字变革中的关键人物。

我从未想到这本书会达到如此长的篇幅。创作初期,我觉得黑客只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亚文化现象。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他们善于找乐子,别人认为不可能办到的事,他们却不放在眼里。也正是这样一群人,为我们带来了了不起的突破,为数百万人定义了全新的计算机使用体验。早期的 MIT 黑客们意识到,计算机是可以用来进行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处理」的。(他们的初始程序叫做「昂贵的打印机」,因为运行这个程序的计算机花了他们 12 万美元。)他们甚至还发明了电子游戏。硅谷的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叛逆的工程师们是头一批利用新型廉价芯片来组装个人计算机的家伙。起初,黑客们可能只是边缘群体,可他们把冷冰冰的摩尔定律变成了一系列飞速的技术进步。正是这些技术进步改变了世界,进而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们中的大多数之所以会这么做,不过是为了变个戏法儿、找点乐子。

然而,隐藏在天才创新背后的东西,比创新本身更棒——所有真正的黑客都信仰一套共同的价值观。事实证明,这套价值观可视为信息时代的信条。我试图将这些不成文的圈内共识编写成一套完整的黑客行为准则,即黑客伦理。其中有些说法放到现在来看,你可能会觉得是理所应当、再明显不过,可放在当时,它们还很难被接受。(比如「你可以用计算机来创造艺术与美」。)还有一些提及了数字时代的精英管理可行性。(比如「评判一名黑客的标准应该是他的技术,而非学历、年龄、种族、职位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指标」。)黑客们的另一个共识是,计算机是反叛者的利器。它赋予任何手持键盘、才智出众的家伙以强大的力量。(他们「不信任权威,提倡去中心化」。)不过在我看来,黑客文化中最核心也是最富争议的一条格言应该是:「所有的信息都应该是免费的。」

斯图尔特·布兰德,2010 年 10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家中。图:wikipedia

斯图尔特·布兰德,2010 年 10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家中。图:wikipedia

斯图尔特·布兰德是黑客教父,也是《全球概览》的创始人。就连他也声称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当时正值第一届黑客大会,我写的书也是在同一周发布的。会议上,我对黑客准则的未来持温和态度。布兰德却抛出了他的担忧。「一方面,信息想要保持高昂的价格,因为它具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信息又趋向于免费传播,因为一直以来,信息传播的成本在持续下降。而这两方面是相互矛盾的。」他的话精准地概括了黑客运动发起以来的根本争端,这也是拥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极客们与冷酷无情的商业主义之间一场随时可能激化的战争。

尽管《黑客》这本书一经发布,就声名大噪(《纽约时报》曾称其为「一篇极尽夸张、荒诞无比的杂志烂文」),它却赢得了大批读者的青睐,我本来就对它抱有较高的期待,可它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我的预料。偶遇时,邮件里,Twitter 上,人们不停地告诉我,阅读这本书在事业方面对他们起到了激励的作用。翻阅大卫·库什纳(David Kushner)的《Doom 启世录》(Masters of Doom)后,我意识到阅读《黑客》的极客少年其实与游戏《毁灭战士》(Doom)的开发者约翰·卡马克(John Carmack)是同一类人。在我采访 Google 的首席信息官本·弗莱德(Ben Fried)时,他带来了一本页角已经卷曲的《黑客》,希望得到我的签名。他告诉我:「如果没读这本书,今天我不会来这里。」

然而,黑客文化激励了整整一代程序员、思想者与创业家——这些人并不都是技术人员。每个使用过计算机的人都从中受益。互联网本身之所以存在,也要归功于黑客们的理想——自由访问促进了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黑客」这个名词已经成为流行词汇,不过它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突然出现了一大批开始利用个人计算机非法入侵他人计算机的青少年,他们并未把计算机用于革新与创造,而将其作为盗窃与窥探的工具。而真正的黑客们只能眼看着大众把他们与这些坏小子等同视之,他们内心惊恐不安,却也毫无办法。我笔下的这类「黑客」之所以选择此道,是出于内心的求知欲和创造欲,而非偷窃欲和破坏欲。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类友善的黑客也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他们或是手握键盘、亲切温和的毛头天才少年,或是身穿 T 恤、才智过人的亿万富翁——时至今日,这帮人仍旧更喜欢别人叫他们「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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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客》一书的最后几章里,我着重写了商业主义的威胁,我担心它会造成黑客伦理的沦丧。我不指望这些理想主义者会重新定义商业的本质。然而事实上,黑客伦理流传范围极广,并且在很多方面与人类的贪欲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使得黑客运动与其他所有融入主流的亚文化一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黑客》在 2010 年春天再版。我重访黑客文化的那些大人物,想从我的采访对象们多年的遭遇中寻找些许意义,以期他们的经历能为「黑客如何改变世界」以及「世界如何改变黑客」这两个根本问题带来新的解读角度。

我只能重访其中的小部分人,但仅从他们的经历中,我便发现 30 年来技术世界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黑客运动可能取得了胜利,可推动这场运动的人们却并非都如此幸运。我最初的几个采访对象中,有些富可敌国、名扬天下、权势过人,比如盖茨。在这场运动从孤立封闭的亚文化转型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之际,他们脱颖而出,虽然这样的飞速转型意味着它背离了若干黑客所尊崇的核心原则。而另一类黑客则不愿或不能适应这个世界,他们不能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世界已经发现并打算利用他们对黑客文化的热爱。也许他们只是不走运,默默无闻地付出着,个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我还发现了第三种黑客:他们是当今世界黑客文化的继承者,在他们眼中,商业主义与黑客文化从来不是背道而驰的。他们将自己的世界观应用于孕育无数可能性的各类新领域中,这也为黑客运动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业内巨头

真正的黑客没有假期。以此为标准,比尔·盖茨已经不算是一名真正的黑客了。

盖茨自己也表示赞同:「我崇尚高强度工作,可我也必须得承认,客观地说,我在十几二十岁时的工作强度要更高些。二十多岁那会儿我只知道拼命工作。现在,我知道到点儿了该回家吃饭。选择结婚生子,并且打算用心去经营家庭,势必要放弃一些狂热与执着。」

的确,回首过去,盖茨表示,他黑客生涯的关键时期其实来得更早些。他告诉我:「对我来说,最核心的岁月,最狂热的日子,应该是我 13 到 16 岁的时候。」

「所以,去哈佛读书时,你已经过了自己黑客生涯的鼎盛时期?」我问道。

「你是指一天 24 小时都在编程的狂热程度吗?没错。」他回答道 ,「当然,在我 17 岁时,做软件的想法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成型了。」

年轻的比尔·盖茨

年轻的比尔·盖茨

我初次采访盖茨时,他才 27 岁,当时的他看起来依旧是个工作狂,有几分傲气,却不习惯与人有直接的眼神接触。采访进行到一半,他还是一直盯着计算机屏幕,手握一只当时的新款鼠标,忙着测试软件。但与此同时,他也很认真地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高谈阔论那些在个人计算机出现伊始与他共事或是作对的人们。从他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出,年轻的盖茨相当固执己见和自以为是。工作狂的特质使他的事业和公司初具规模,接着又助他将微软发展为软件巨头,他本人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稳坐世界首富的宝座。信仰黑客文化对盖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他的用人决策便可看出。他说:「如果你想聘用一位工程师,只需要看看他编的代码即可。如果他编的不够多,别聘他。」

在黑客历史上,盖茨的地位很特殊。大多数人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编码高手之一。他在编写第一版 Basic 语言时效率极高,它可以直接在 Altair 电脑的 4KB 内存里正常运行,堪称奇迹。(是的,你没看错,我说的是四千字节,不是百万或十亿,当然也不可能是如今人人青睐的兆字节。)想到「计算机极客」这四个字,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的通常是一个类似于年轻盖茨的形象。不过,盖茨和我在书中写到的另外几个人物已经超越了他们最初的黑客身份。得益于他们的贡献,黑客已经从一种鲜为人知的职业变成了一股世界性的经济、文化力量。他们也从这一转变中收获颇丰:金钱、影响力,甚至名望。

如果盖茨从头到尾只是安于当一名黑客,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他的确需要违背黑客伦理的若干核心准则,才能发掘出计算机的商业潜能,将它带入大众市场。纯粹的黑客鼓励任何人进行复制与检测,力求改进每一条代码。可盖茨坚持认为,软件与其他种类的知识产权无异,复制某种数字产品和从超市里顺走一件衬衫一样,都是违法行为。1976 年,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谴责某些计算机爱好者复制他的软件这一偷盗行为。部分黑客认为,盖茨的这封公开信是亵渎了黑客的信仰,他试图引入商业限制的行为玷污了他们的职业,将会扼杀知识与创造力。盖茨觉得这些观点荒唐可笑——毕竟,这是一门生意。30 年后的今天,盖茨告诉我:「我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如果人们愿意出更多的钱去购买软件,我也能聘用更多的人。」

矛盾进一步激化。盖茨在争论中援引了几个世纪前的一个例子,欧洲出版商将几位美国作家的作品印刷出来,却未付任何报酬。「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作品被盗版的数量最多——我在那封公开信里所写的也是他本想要表达的。」几个世纪后的今天,新闻撰稿人们也在努力思考,如果有朝一日对作品的复制与再传播变得易如反掌,他们该如何维持营生——这与盖茨所指其实同理。在看待这些问题上,盖茨似乎已经有些释然,他告诉我:「也许 20 年后,为杂志撰稿的作家们还能得到应得的报酬;又或者他们不得不在白天当理发师,只能在深夜里码字。谁知道呢?」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史蒂夫·沃兹尼亚克

盖茨不得不违背黑客严格的道德准则,才能获得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需要做的,只是穿上一双舞鞋。虽然,沃兹的确是黑客圈子里的一个传奇,并且以设计出最早的苹果电脑而闻名,他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了一位流行文化偶像,这都是因为他参加了舞蹈真人秀节目《与星共舞》。我和他相见时,他刚和其他选手一起参加完《与星共舞》本赛季决赛。我们坐在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市的一家墨西哥餐厅里,他边用薯片沾辣酱边对我说,和他对决的是主持人杰瑞·斯普林格和女演员克洛莉斯·利奇曼。

一般人可能会忽略沃兹在技术方面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如今,他更喜欢用他的特殊爱好(嗨,有人喜欢赛格威马球吗?)或感情生活(他和喜剧女演员凯西·格里芬有过一段对他来说犹如噩梦般的情缘,尽管他当时已经和一个在极客派对上邂逅的女孩结了婚)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却再也没有任何技术上的新突破。讽刺类网站纷纷毫不留情地嘲弄起沃兹的高调名流转型和他在苹果商店新产品发行首日队伍里的频频现身,认为他已经悲哀地沦落成一个不相干的家伙。可面对这些嘲笑,沃兹表示不屑一顾。他回想起几年前自己对格里芬说的一句话:「你可以羞辱我,辱骂我,嘲笑我,都随你的便——如果它能让人们开怀一笑,倒也值得。」我在书中所描述的沃兹,是个不善于社交、缺乏安全感的百万富翁。现在的他充满自信、广受喜爱,俨然成为了整个黑客文化的「吉祥物」。

有时候,沃兹仍会出现在新闻里,通常扮演的是一家拥有潜在突破性技术的创业公司背后推力的角色。「CL9」 准备设计一款超极强大的遥控装置。「宙斯之轮」 (Wheels of Zeus)向用户承诺,他们可以通过无线技术来追踪用户的私人物品。然而,前者让人大失所望,后者根本没有实现。现在,他是一家名为「Fusion-io」的固态硬盘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我参与了大量的市场推广工作。」他说,「我也在关注一些在未来可能会有竞争力的技术。」

不过,沃兹本人也从未想过要再创 Apple II 的辉煌。近年来,他最大的贡献是扮演了榜样的角色,最高的声誉仍旧是证明大脑和创造力可以打破传统意义上人们对「酷」的定义。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计算机宅男,可他获得的名望与快乐却远胜那些「舞会王者」。这是对宅人世界的一大鼓舞。

年轻的安迪·赫茨菲尔德(中)

年轻的安迪·赫茨菲尔德(中)

事实的确如此,他的得意门生安迪·赫茨菲尔德(Andy Hertzfeld)仍旧保持着对黑客文化的热情。赫茨菲尔德在我的书中并非主要人物,但作为苹果的早期员工和麦金塔电脑操作系统的设计师,他本应是我书中的主角。现在,他供职于 Google。到目前为止,他所作出的最显而易见的贡献,要属 Google 新闻的查询列表,它能让用户们按时间顺序看到一起新闻事件发展的全貌。然而,在知天命之年当一名黑客,不再像 30 年前那么简单。赫茨菲尔德告诉我:「在苹果那会儿,我以为自己连续工作了一个小时,可抬头看看钟,却发现已经过去四小时了。现在,我以为一个小时过去了,事实上,的确只有一小时。」

改变赫茨菲尔德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流逝。他还不得不为了融入 Google 这样一个大型极客企业而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一方面,Google 是黑客们争相朝拜的「麦加圣地」,它也非常重视这些技术人才。「你选择这份工作必须是出于热爱。」赫茨菲尔德说——这无疑是黑客秉持的价值观。Google 还支持开源软件。可赫茨菲尔德也无法逃避一个事实:Google 是一家大型企业,在设计产品时,要遵循严苛的标准和流程,这也使得整个过程变得更加正式也更缺少乐趣。「我对待我的工作就像艺术家对待他的作品,」如今他又补充道,「在这里,我不能任由我的喜好来发挥我的创造力,虽然这是我的基本行事原则。」

然而,虽然他失去了一些个人可控的自由,却也获得了空前的国际性影响力。身处 Google,仅仅是几行代码,就能影响到数百万人的生活。对赫茨菲尔德来说,这种刺激的感觉与他早期在苹果工作时的感受全然不同。那时,任何一款产品的潜力都是未知的,也是无限的。「现在,扩大影响力的手段太多了。整个行业已经完全进入主流社会。Google 和苹果手机对文化的影响力甚至比甲壳虫乐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影响更甚。它们改变了全人类。」

理想主义者

理查德·格林布莱特(Richard Greenblatt)告诉我,他有一肚子的怒火需要发泄。这可不妙!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格林布莱特是 MIT 数学与计算机项目里的黑客代表人物。我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的故事:MIT 的黑客同仁们对他不爱洗澡一事感到惊讶,于是决定用「毫布莱特」(milliblatt)作为衡量难闻气味等级的计量单位——这可不是什么赞誉。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他终于准备找我吐苦水了?

理查德·格林布莱特(右)

理查德·格林布莱特(右)

幸好,格林布莱特更关心的话题是他认为已经走向衰败的计算机产业。他痛恨 HTML 和 C++ 这样占有统治地位的编码语言被广泛应用的现状。他怀念在 MIT 时使用并钟爱的 LISP 。「这个世界已经糟透了。」他在开始对编程现状进行技术分析前,说完了这句话,接下来的内容,我就根本不指望能听懂了。

不过,编码只是个开端。格林布莱特告诉我,真正的问题是商业利益已经侵入了这种建立在开放与创造力理想之上的文化。在格林布莱特的全盛时期,他和他的朋友们免费共享代码,纯粹是为了开发出更好的产品而努力。格林布莱特说:「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网页动动手脚,迫使人们去点各种按钮,这样他们就会看到很多广告。基本上,那些成功的人都是那些丝毫不考虑用户便捷度、把一切都复杂化的家伙。」

格林布莱特与他们不同。他属于另一种人:他们是黑客文化的真正信仰者,他们仍坚守着最初的理想——享受发现的快乐,自由交换想法——即使他们所热衷的文化已经变成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虽然这些人才华横溢、举足轻重,可他们从未做过一款价值百万美元的产品,也从未走进大众视野之内。他们只是继续做着自己分内的事。

在第 25 届黑客大会上,我周围坐着的都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黑客大会每年一届,目的是让黑客们聚在一起,分享创新与突破带来的兴奋与激动。我上次参加大会是好几年前,但一切还是和我记忆中的一样:黑客们在北加利福尼亚的一处度假胜地连续 48 小时开会,直到深夜。他们探讨的话题非常广泛,从经济理论到数据存储。虽然他们也努力想让一些 30 岁以下的年轻黑客加入,可总体来说,这个群体已经开始走向老龄化。也许,技术产业里的确活跃着很多青年才俊,但老家伙们也都还热衷于此道,即使他们仍旧默默无闻,却也过得快活。

作为 MIT 的校友,格林布莱特每届大会都会出席,他的母校被誉为「黑客文化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入学时,那里的技术铁道模型俱乐部刚刚得到了一台罕见的交互式计算机。格林布莱特成为了俱乐部里最优秀的程序员,他开发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 LISP 机器,还有最早的一款可以人机对战的围棋游戏。他在 MIT 被称作「黑客中的黑客」。

然而,和盖茨、沃兹尼亚克还有赫茨菲尔德不同,格林布莱特的作品从未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20 世纪 80 年代,他创办了一家公司,制造以 LISP 为程序语言的计算机,却以失败告终。他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如今,他声称自己是一位独立科研工作者,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母亲家里,照顾年迈的母亲。老人家在 2005 年去世后,他便独自一人住在那里。格林布莱特告诉我:「这 15 年来,我一直在为之努力的主要项目叫做线程存储器(thread memory),它与英语语言理解相关。

这个项目还处在基础研究阶段,目前还看不出它的作用,但它是有意义的。」

放眼黑客文化的现状,格林布莱特看到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甚至这个世界本身已经失去了意义。他说:「他们偷走了我们的世界,它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怀念过去的绝不只是格林布莱特一人。1983 年,我初见供职于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理查德·斯托曼。他甚至从那时起就开始为黑客文化的衰败而惋惜,并认为软件的商业化是罪行。那年我拜访他时,计算机产业正蓬勃发展起来,他望着我的眼睛说道:「我认为软件是不能被独家占有的。」我称他是「最后一名真正的黑客」,且私以为他很快就会受到整个世界的排挤。

理查德·斯托曼

理查德·斯托曼

然而,我错了。斯托曼从为自由软件辩护,进一步发展为对抗软件专利的扩张,这使他赢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设立的「天才奖」。他建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开发出了一套名为 GNU 的全新操作系统,在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开发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类 Unix 内核 Linux 后,GNU 操作系统与其结合,被广泛采纳并运用于数百万台计算机上。也许更重要的是,斯托曼为开源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构架,成为了现代软件与互联网本身的关键因素。如果软件世界里有圣徒,斯托曼必定早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斯托曼同样出名的还有他的倔脾气。「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的代言人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曾在 2002 年这样写道:「我和斯托曼不太熟。但我知道,他不怎么招人喜欢。」(事实上,这句话出自斯托曼自己写的一本书的序言。)时间并没有让他败下阵来。在我最初对他的采访中,斯托曼这样说道:「我是这种垂死的黑客文化的唯一幸存者。我并不属于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也应该死去。」如今,我们在一家中餐馆里再次相见,他又重申了这一点。「我无疑希望能够在我出生时将自己杀了。不过,从对这个世界的影响而言,我活着又是一件大好事。所以我猜,如果我能回到过去并阻止我的出生,我应该不会那么做。可我当然也不希望自己忍受那么大的痛苦。」

这痛苦一部分是来自孤独,这一度是那一小撮执着的计算机爱好者们共同的抱怨。(斯坦福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曾在他 1980 年写的一篇评论里暗示道,黑客们是反社会的失败者,他们不愿与人接触,才会依赖于电脑。)然而,黑客文化却流行开来,它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今天,计算机极客们不会被视为失败者。相反,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显要人物。他们多半不必忍受曾经折磨着斯托曼的强烈的孤独感——讽刺的是,这多亏了令他叹息不已的商业化。

虽然时间过去了近 30 年,斯托曼仍旧是一名「原教旨主义者」。他在个人网站上呼吁人们抵制黑客文化的各类敌人,从蓝光光碟到 J. K. 罗琳。他甚至与以前的盟友们产生了矛盾,这其中包括托瓦兹。(「他不愿意维护用户们的自由」,这是斯托曼与托瓦兹结怨的原因。)他尤其鄙视苹果,因为它的系统封闭,软件也受版权保护。他用类似幽默恶搞杂志风格的双关语来讥讽苹果的产品:音乐播放器是 iScrod,移动设备是 iGroan,新出的平板电脑则是 iBad。他还是个极端机会均等主义者。我告诉他我的《黑客》很快就要在 Kindle(斯托曼很有预见性地管它叫 Swindle)上架了,他便一改沉默寡言的风格,极力鼓动我抵制电子阅读器复杂的数字版权管理规定。「你得相信,自由很重要,而且它是你应得的。」他这样劝我道。虽然他深知这根本不现实,可还是难以抑制心中燃烧的火焰。

年轻的李·费尔森斯坦

年轻的李·费尔森斯坦

心中之火焰尚未熄灭的,还有李·费尔森斯坦(Lee Felsenstein)。他是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主持者。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简直就是个人计算机行业的发射坪,包括沃兹在内的俱乐部成员都曾是盖茨那封公开信炮轰的对象。作为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 的参与者,费尔森斯坦认为,让「人民」拥有价格低廉的计算机能让所有人获取信息、掌控信息,以更好地反映事实,并将其传播开来。他正确预言了个人计算机的普及,可他还表示,他仍在等待它将带来的民主效应。他这样对我说:「林肯·斯蒂芬斯曾说过,『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 可我同意另一种说法,『我看到了未来,实现它仍须努力。』」仅从他个人来看,费尔斯坦森的事业几经波折。他因 Osborne 1 型计算机成名,可这家公司却以破产告终。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 Interval Research,费尔森斯坦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八年。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怨天尤人,可我不愿意那样。」

相反,在费尔森斯坦的带领下,新一代极客走上了正途。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创办了一家工作室,取名为「黑客道场」(Hacker Dojo),一共招收了 80 名成员,向他们收取每人每月 100 美元的费用,让他们使用这处堆满了各种器材、占地 9500 平方英尺并且安装了内部网络的 DIY 工作室。它是全美为数不多的几家「黑客空间」之一,这些工作室致力于团结那些在此之前曾孤立无援且设备不足的计算机爱好者。「我是这间道场里的先生(sensei),」他边说边咧开嘴笑了起来,「费尔森斯坦先生(Felsenstein sensei)。」

新一代

格林布莱特、斯托曼和费尔森斯坦都视黑客为人生理想。可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却把它看作轰鸣运转的经济引擎。这位 45 岁的互联网专家年轻时也曾是个狂热的程序员。他是著名互联网创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 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每两年会举办一次类似于互联网创业界《美国偶像》的比赛,选出 20 到 30 个创业公司,为其提供创业基金和参加一次十周训练营的机会。训练营的高潮部分是展示日,届时,众多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人以及 Google 和 Yahoo 这样急于并购的大型企业都会现身。

保罗·格雷厄姆

保罗·格雷厄姆

格雷厄姆是怎样选出最有前途的选手的呢?很简单,他要找到黑客。「我们本身就是一家很有黑客气质的公司,所以找同类不是什么难事。」格雷厄姆自信满满道。他曾于 1995 年与人联合开发了世界第一款基于互联网的应用 Viaweb。「黑客们能够充分了解一整个系统,进而掌控它,让它为己所用——也许还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在他看来,最好的预期是找到一帮「世界黑客」,他们「不仅精通于倒腾电脑,而且无所不能」。事实的确如此,格雷厄姆表示,如今所有的商家都热衷于并购或投资黑客经营的创业公司。「我们告诉所有参加展示日的创业者,『如果你的衣着过于考究,投资者们会认为你只是个蠢货。』他们是来寻找下一个拉里·佩奇或是谢尔盖·布林的,不是什么年轻有为的 MBA。」

格雷厄姆把黑客事业与企业效率相提并论,这种论调必然会让斯托曼避而远之。可格雷厄姆发现,黑客的价值并不会受到商业的威胁。相反,黑客们已经在商场上无往不利。凭经验或直觉找出问题的答案,去中心化的决策方式,强调工作品质而非穿衣品味。这些是所有黑客的理想。如今,它们已经潜移默化地渗入了职场。

新一代的黑客已经出现。他们不会与商业为敌,而是将其为己所用,利用商业途径尽可能大范围传播他们的理念与创新。以 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为例,他已经吸引了十三亿用户在互联网上分享他们的个人生活。事实证明,他是当之无愧的商业拓展高手,他所经营的网站对广告商和营销人员敞开大门,他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羞愧的事情。可他依旧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一名黑客。2009 年,他在参加一次未来互联网企业家大会时说:「我们整个时代的精神就是要建立一种黑客文化。」

马克·扎克伯格

马克·扎克伯格

为了进一步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我到 Facebook 总部拜访了扎克伯格。这家公司的总部大楼位于帕洛阿尔托的加利福尼亚大街上——1983 年,同样是在这条街上,我租下了一间房子,用来为《黑客》这本书做一些调查研究。令我惊奇的是,以常年穿着 North Face 毛绒衫著称的扎克伯格竟然系了一条领带。他向我解释说,今年他向他的团队保证,他会每天衣冠整洁地来上班,这难熬的一年终于要结束了。

扎克伯格的行事风格也许并非来自黑客运动的黄金时期,可他依旧遵守黑客伦理。他向我介绍道:「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摆出某个宏大的理论,而是用上几周的时间,以黑客的方式一起研发一个项目。我们的企业文化是怎么快就怎么干。」每隔六到八周,Facebook 会举行一次「黑客马拉松」(hackathon),员工们利用一整晚时间进行天马行空的设想,然后完成一个项目。「『黑客马拉松』的意义在于,只用一晚上的时间,你就能做出非常棒的东西。」扎克伯格得意道,「这也是 Facebook 目前的特点之一。我们坚决秉持高效研发和突破限制的理念,不会墨守成规。当然,这也是我自己个性中的本质特点。」

谈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人才竞赛,扎克伯格的观点是,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定是那些拥有最棒黑客的公司。「一名优秀的黑客抵得上 10 到 20 个工程师,我们要努力接受这个现实。我想让我的公司成为黑客们最希望加入的团队,因为我们高效研发和突破限制的企业文化正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他们杰出的才华也会在这里受到认可。」

和最初的黑客不同,扎克伯格这一代黑客不必白手起家,他们根本不用去了解机器本身。扎克伯格表示:「我从没想过要去拆我的电脑。」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新一代黑客,扎克伯格对高级计算机语言并不在行,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专注于整个系统,而非机器本身。

比如,在玩他最爱的忍者神龟玩具时,扎克伯格和其他大多数孩子不同,他不会去模拟打斗的场面,而是建立起一个社会,假装玩具们在与彼此交流。他说:「我只是对整个系统的运转模式感兴趣。」同理,当他刚开始玩电脑时,并没有对主板和电话线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却对整个网络社区着了迷——举个例子,他学会了利用系统漏洞把好友从 AOL 的即时通讯软件上踢下来。

和盖茨一样,扎克伯格也经常被人指责违背了黑客理想,因为他拒绝其他网站使用 Facebook 用户贡献的信息。可扎克伯格表示,事实恰好相反,他的公司正是建立在信息自由流动的基础上。「我从未想过占有其他人没有的信息。我认为,获取信息的渠道应该是公开的。据我所知,这也正是黑客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信息应该是自由的』。」

老一代的黑客担心商业化的世界会扼杀创新,阻碍这场文化运动蓬勃的发展势头,我也有过这样的担忧。然而,黑客文化不仅存活下来,而且发展势头更盛,这证明它的适应性很强。蒂姆·奥莱利认为,黑客文化总会找到新的出路。他举办的 Science Foo Camp 大会也对黑客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大型企业也许会在偶然实现突破后迅速将其商业化,但黑客们却会继续上路,去探索更多未知的前沿。奥莱利说:「就像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马龙·白兰度那句台词所说的——『结束了,然后又会重新开始』。」

在奥莱利看来,如今黑客们需要探索的前沿不仅仅是充斥着 0 和 1 的二进制数学空间,还包括一些现实世界里的东西,他们需要把当年程序员们对待编译器的那种「推倒重来」的认真态度运用在组装汽车和风筝风能发电等方面。(奥莱利传媒出版了 Make 系列杂志,还举办了 DIY 硬件爱好者和创业家集会,以鼓励「自己动手做」的 DIY 精神。)可他也表示,就连这一领域也开始向企业化转型。纯粹的黑客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享受它所带来的快乐,可投资商和财务报表剥夺了他们的快乐,于是他们不得不转投别处。奥莱利声称,大部分人都转投了生物 DIY 领域,他们就像老一代的黑客们操控计算机代码一样去操控基因代码。奥莱利说:「目前,这一领域还保持在追求乐趣的阶段。」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

问问比尔·盖茨吧。他会告诉你,如果他现在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他也会成为一名生物黑客的。盖茨表示:「利用 DNA 合成技术创造人造生命,这和运用计算机语言编写程序是一个道理。」创办盖茨基金会的经历促使他将自己的专长运用于疾病与免疫学领域。「如果你想对这个世界做一些大的改变,你就该从生物分子开始。」这就是在计算机如此普及且易于控制的今天,黑客精神仍然不死的原因。「现在,机会更多了。虽然,这些机会也与以往的有些不同,但它们仍旧需要天才少年们的狂热精神和当年驱动个人计算机产业的力量,它们也势必会对人类的生存状况产生同样巨大的影响。」

换言之,黑客们仍会成为下一轮革命浪潮中的英雄。

译者:梁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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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L9,沃兹尼亚克于 1985 年创建的一家研发万能遥控装置的公司。
  2. 宙斯之轮,沃兹尼亚克在 2001 年与人联合创立的从事无线全球定位系统技术研发的公司。
  3. LISP,全名 List Processor,即列表处理语言。由约翰·麦卡锡在 1960 年左右创造的一种基于λ演算的函数式编程语言。
  4. 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1964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起的校园运动,旨在抗议学校当局禁止在校园内谈论民权运动和发表反越战言论。
曾任《连线》高级作者和《新闻周刊》科技新闻主笔。2014 年加入 Medium 担任科技内容主编。他是七本科技图书的作者,最近一本是 In The Plex。他写的《黑客》被评为「过去二十年最佳科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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